对此，新疆本地砷污染研究专家并不认同，“那都是以前的事了，经过30年的治理，新疆地下水砷污染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现在很难找到砷污染集中区域和相关患者。”

9月24日，《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等媒体报道称“地下水砷污染危及近2000万国人，新疆、内蒙古、山西3地为重灾区”，报道引用了《科学》杂志一篇论文的有关内容及对作者的采访，报道一出，立即引发大量媒体关注和转发，一时成为热点话题。

论文第二作者为中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孙贵范，他9月25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论文是由瑞士、中国、西班牙三国研究人员经过4年调查得出来的结论。

“目前，全中国砷浓度超过每升10微克（世界卫生组织指导值）的区域总面积超过58万平方公里，新疆、内蒙古、山西为3个严重区域。”孙贵范说，此前，他的研究团队曾多次到新疆奎屯、乌苏等地区抽取地下井水样本，发现这些地下水砷浓度超标。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包括新疆奎屯、乌苏、第七师等地的村民、团场职工为了开发地下水资源和预防肠道传染病，开始打机井汲取地下水，但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发现有的机井水中含砷过高。“通过机井抽出来的很可能就是受砷污染的地下水。”孙贵范介绍说，砷很容易从地下岩层中溶到水里。“长期饮用砷超标地下水，就会导致砷中毒”。

那么，新疆有多大面积的地下水受到砷污染？有多少人在饮用这些砷超标水？孙贵范表示，新疆的地下水砷污染主要存在于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但具体受污染人数和面积，目前还未掌握。

“我们知道的只是全国受污染的总面积，但具体到地方，还没统计出来。”在孙贵范看来，要统计新疆砷污染面积是一个浩大的工程，需要跟当地政府合作完成。

作为新疆长期研究砷污染的专家，新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郑玉建也关注到这条新闻，他用“不着调”予以评论。“孙贵范教授是全国研究砷污染的知名学者，但毕竟对新疆砷污染相关情况并不完全了解，其公布的结果也不一定客观。”

郑玉建从事新疆砷污染研究30年，大学毕业后师从全国知名砷污染研究学者王国荃，目前已去世的王国荃和孙贵范是全国砷污染研究最权威专家。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新疆确实是中国砷污染最严重地区，但经过整整30年的改水工程治理，目前并不像此次公布的那么严重。”郑玉建说，1980年，在奎屯北部发现了第一个饮水砷中毒病人，之后这个区域被列入我国大陆地区第一个地方性砷中毒病区。新疆地方病防治研究所研究人员王莲方等人进行调查后证实，准噶尔盆地西南存在一个面积较大的地下水高砷区。

郑玉建介绍说，2005年，王莲方等人在权威期刊上发表《新疆地方性砷中毒健康危害研究及防止现状》，指出自天山北麓到平原低处地下水含砷量呈现规律分布，高砷区西起艾比湖，东到玛纳斯东河岸，绵延约250公里，其中以独山子至阿勒泰公路为界，公路以西呈片状分布，水含砷量较高，尤其是乌苏北部地区的第七师一带形成砷中毒区或潜在中毒区。

郑玉建说，经过调查发现，在整个第七师及奎屯、乌苏地区，地下水砷污染危及20多万人。

《新疆地方性砷中毒健康危害研究及防止现状》文章显示，到2002年，在准噶尔平原地区流行的砷中毒病区达到18个县、114个村，其中轻病区村69个、中病区村36个、重病区村9个，病区人口共25万人，确诊人数500人，病区患病率为0.2%。

“上世纪80年代，我和王国荃老师多次到第七师下属的各团场进行调查，发现不少团场职工存在砷中毒。”郑玉建说，其中123、125、129等团场职工受地下水砷污染最为严重。

“不少团场职工脚上、手上长了厚厚的茧子，基本上都有半厘米厚。”郑玉建说，有的口子裂得很深，骨头都能见到。同时，还有部分患者胸、腹等部位皮肤色素脱失和色素沉着，“黑一块，白一块，老百姓称之为‘花肚皮’”。

“大多患者都是用土办法进行治疗，就是在水里浸泡两个小时后，再用刀削去硬茧。”郑玉建说，这种办法虽然有一定的效果，但因职工们继续喝砷超标井水，过几个月又犯了。

郑玉建介绍说，从1983年起，自治区对全疆的地下水砷污染情况进行全面调查，并提出防病改水综合措施。

“针对奎屯、乌苏及第七师地下水砷超标严重地区，当地实施了饮水改造工程，并关掉了村民自家地下水井。”郑玉建说，改水工程实施后，村民用的是符合饮用水标准的自来水，“经过30年饮水工程改造和治理，加之村民不再喝砷超标地下水，全疆地下水砷污染情况得到了有效改变，患者病情也逐渐康复。”

郑玉建说，2007年，他的科研团队曾对全疆300名砷中毒患者进行了调查，除有10人还没有完全康复之外，其他患者均已痊愈。

记者未能从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目前全疆砷中毒患者及每年新增病例情况，但奎屯市、乌苏市及第七师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均表示，近年来当地未发现新增加砷中毒病例。

新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教研室讲师马艳也一直从事砷污染研究工作。

“虽然目前在奎屯等地地下水砷污染得到了有效控制，但一遇到夏季用水紧张时，还是有少数人会使用地下水。”马艳说，同时，在南疆阿克苏、喀什等地区，因地下水砷污染较为轻微，治理较晚，甚至有些地方还未完全纳入治理计划内，地下水砷污染依然还危及着当地居民。

“一些村民使用砷超标地下水，不仅会让以前的砷中毒患者旧病复发，还会增加新患者。”因此，马艳建议有关部门加强这些区域砷污染治理工作。

“在夏季用水紧张的时候，确实有村民使用砷超标地下水。”乌苏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德里木拉提说，他们每年都会对村民做地下水砷污染的相关宣传工作，“虽然个别村民仍在用砷超标地下水，但是都用来洗衣服、浇菜园，没人饮用。”

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相关工作人员说，目前虽然重点区域砷污染治理工作已取得较好成效，但对这些地区的监测和治理工作并未结束，同时，如南疆一些地下水砷超标较轻地方也已纳入治理范畴，相关工作依然在有序开展中。

　　孙贵范在检查砷中毒患者病情

　　中国地下水砷污染风险地图

20多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孟克哈日根嘎查47岁的村民吴智强带着一身“怪病”，跑遍了当地和北京的十几家医院。他手掌上长着密密麻麻、大小不等像老茧一样的肉刺。“这层‘痂子’硬硬的，一拿东西就磨得钻心疼。”吴智强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身上也长了很多，黑的、白的、青的，“像花地毯”。

让老吴染上这身怪病的罪魁祸首，是化学元素周期表中排名33的砷——它最为人熟知的是其氧化物，砒霜。砷会从地层中渗析到地下水，长期饮用砷超标的地下水，容易罹患饮水型地方性砷中毒(简称“地砷病”)，严重者可导致肺癌、皮肤癌等癌症。

在《科学》杂志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吴智强所在村子的位置，以及与之毗邻的差不多整个河套平原，基本被涂成红色或黄色，这意味着，吴智强生活在水砷污染高风险地区。根据文章提供的预测模型数据，和老吴一样，生活在地下水砷超标的高风险地区的中国人有1958万人之多。

中国疾控中心环境流行病研究室副主任尚琪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对这个数字表示基本认可。论文的作者之一安妮特·约翰逊则指出了问题严重性：“在高危地区，砷的危险与高人口密度是同时存在的。”

论文第二作者、中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孙贵范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很多年来，除了已发现的砷中毒病区外，有关部门还不清楚哪些地方的地下水存在砷污染。“这个模型简直是太重要了。”孙贵范说，“改水技术容易实现，但首先是知道哪些地方可能存在砷污染。”

像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对每一口地下水井进行监测极其困难

8月中旬，刚从云南弥渡县回到沈阳的孙贵范，没过几天便乘坐飞机到瑞士。在过去的20多年里，他几乎走遍全国，进行砷危害研究。在苏黎世瑞士联邦政府水科学与技术研究所，《科学》杂志的“东家” 美国科学促进会专门为瑞士、中国、西班牙三国研究人员合作完成的《中国的地下水砷污染》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这一期《科学》杂志的封面，用的就是一张“中国水砷污染风险地图”。

去往发布会的路上，孙贵范还对在弥渡县见到的情景历历在目。因为水源缺乏，当地老百姓不得不使用附近的温泉水，而那种水含砷浓度较高。

早在上世纪60年代，我国居民开始大规模使用管井(也称手压井)汲取地下水作为饮用水。“通过手压井抽出来的很可能是受砷污染的地下水。”孙贵范介绍说，“由于地质学和地球化学等许多因素的影响，砷很容易从地下岩层中溶到水里。”世界卫生组织目前给出的地下水砷含量的推荐值是每升水含砷0.01毫克，长期饮用的地下水若超过这个值，就会造成砷的危害。

吴智强所在的村子，全村人口229人，出现砷中毒的村民占到十分之一。据村支书介绍，像吴智强等三四个人是最严重的，已经基本丧失劳动力。

据相关研究，长期摄入砷，会引起皮肤色素沉着、手掌和足底角化过度、肝病、损害心血管和肾功能。“最严重的是癌症。”孙贵范说，“砷是国际癌症组织确认的第一类人类致癌物，这就是全球关注它的重要原因。”

瑞士的那场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三国研究人员历时4年的研究成果。在文章提供的一份“中国水砷污染风险地图”中，新疆、内蒙古、山西等地被涂成表示较为严重的深红色和黄色。

除此之外，一些过去被排除在外和未知的高风险地区也被标注出来，包括辽宁西部、山东、江苏、安徽、河南等江淮地区、四川中部，以及甘肃的黑河盆地等区域。北京个别地区也存在风险。

而早在论文发布4个月前，美国马里兰大学巴郡分校化学博士周景就发微博称，有除砷技术快10年了，就缺国家发布的数据。她还特别强调：“最欢迎这类信息！没数据，让技术也无用武之地。”

从2001年到2005年，卫生部组织全国地方病研究单位对国内44.5万口水井进行了砷污染监测，但这还不到总量的八分之一，若要全部完成估计还需20年的时间。正如《科学》杂志副主编尼克·温金顿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的，“像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对每一口地下水井进行监测是极其困难的”。

2009年，中、瑞、西三国的科学家开始合作，试图以一种新的模型来预测中国地下水砷浓度的高低分布。

不同于人为造成的个别砷污染事件，地下水天然污染更具有普遍性

“我们这个团队涉及多个学科、多个国家。”孙贵范特别强调了此次合作的特殊性，“这里面有搞地质的、地球化学的、水文的、遥控的，中国研究员直接涉及人体健康，以及具体水样采集和检测。”

研究人员各展所长，收集模型所需的地理参数、化学指标、物理指标、土壤地质等8个参数，目标就是绘制出砷污染风险地图。“比如，内蒙古的地质形成于全新世(11500年前至现在，是最年轻的地质时期)，地层中的砷容易溶到地下水里；盐碱地中的砷也容易溶到地下水里。”孙贵范解释道。

具备的参数项越多，说明当地砷超标的风险越大。根据这8个指标，再结合2600多个村子的采样调查结果，研究人员在地图上计算出58万平方公里的地方存在地下水砷超标风险。其中风险概率最高的地方被涂成深红色。

这个模型可达到1平方公里的精确度，“也就是一两个村子的面积”。但研究人员也清楚，每口井的砷浓度会在短距离内发生很大的变化，这是地下水砷污染的特点，有时一墙之隔的两户村民院子里打出来的井水砷含量都可能相差很多。

在模型的验证中，结果表明，对砷污染地区的预测可达到77%的准确度，对预测出的非污染地区的准确度可达85%以上。孙贵范指出：“模型预测是指出可能受砷污染的区域，具体到哪一口井的水砷浓度，必须进行检测。”

至于1958万的人口数据，是根据联合国一个关于地球表面人口密度的网站，以一个平方公里为精度，通过覆盖面积计算出来的。

“但不能说1958万人砷中毒，我们所说的是地域覆盖的地下水可能有砷污染。”孙贵范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个数字也含位于风险区域的城市人口，而城市人口喝自来水，当然这部分人群应该去掉。”

这意味着，如果减去饮用自来水的城市人口，1958万这一数字将有所缩水。“城市自来水都经过了水处理技术，砷含量是达标的。”孙贵范指出。

尚琪还特别强调，与其他饮用水质超标不同，这些区域发生的地下水砷超标与人为污染无关。“存在于地层中的砷是可以自然渗析到地下水中的。”尚琪说，“不同于人为造成的砷污染多呈个别事件，地下水的问题更具有普遍性。”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主任陈同斌指出，根据卫生部展开的“全国水砷污染抽样筛查计划”，国家疾控中心早在2005年就推测有1470万人生活在水砷超标地区，其中有560万人生活在高危地区。

“一开始，老百姓谁会想到自己天天在喝砒霜？”

孙贵范讲起论文的意义，激动地连着说了两个“太重要”。他认为这幅风险地图关键在于新发现了一些高危区域。有媒体评价称，这是年来地下水砷污染高危区域名单首次被大规模刷新。

事实上，论文第三作者、来自瑞士联邦水科学与技术研究所的迈克尔·伯格早在5年前，就绘制了一份东南亚和孟加拉国的“砷污染风险地图”——这是第一份地下水砷污染的风险地图——发表在《自然·地球科学》上。

“中国是除了孟加拉国以外，砷中毒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孙贵范说。来自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引用的数据，孟加拉国每5名死亡者中就有1名是因为砷中毒及其所引发的相关疾病所致。

据相关报道，我国于1980年在新疆发现了首个饮水砷中毒的病人，之后在内蒙古和山西等省区陆续发现。上世纪90年代初，卫生部门把地砷病列为我国的五大地方病之一。

砷中毒是一种慢性病，有的潜伏期要几十年。1987年，吴智强第一次发现自己的皮肤异样时，被当地大夫诊断为鸡眼等普通的皮肤病。在漫漫求医途中，他有时告诉医生自己是砷中毒，却遭到反问：“什么是砷？”

“砷在体内积累了十几二十年后，各地病例终于在80年代陆续出现。”1993年，孙贵范从日本访学回国，那时卫生部门刚刚将砷中毒定为一种地方病。“当时老百姓都很震惊，都反映到国务院去了。”孙贵范回忆道，“那时候就觉得意义重大，得赶紧下工夫研究这个病。”

和吴智强一样，孙贵范早期接触的病人并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有的觉得头晕头痛，以为是干活儿累的，有的出现皮肤角化就去皮肤科找大夫看。“一开始，老百姓谁会想到自己天天在喝砒霜？”

谈起地砷病的防治，孙贵范的回答很简单：“没有别的，就是改水。”

据介绍，“十一五”期间，国家投入了数十亿元来改水。在过去20多年里，仅仅孙贵范带领的团队就不断发现地下水砷超标的村子，然后由卫生部门进行检测，再报到水利部，进行改水。

“这些之前比较明显的病区和污染区都改完了。”孙贵范告诉记者，“改水没有什么太大的技术难题，引用水库、湖泊的蓄水、打深井、或者对抽出来的有污染的水处理进行改水。”如今孟克哈日根嘎查全部用上了干净的山泉水，才将村里的病情控制住。

但是，这些仅仅是针对地下水砷超标问题。陈同斌指出，砷污染还存在于土壤中，“对土壤中的砷污染进行修复要困难得多”。他的办公室里，就摆放着几盆用来吸附土壤中砷的蜈蚣草。“这是目前去除土壤中的砷最有效的方法。”他指着一盆蜈蚣草说。

但对于吴智强来说，砷已经摧毁了他的人生。如今，吴智强已经离婚，和母亲还有儿子住在一间20平方米的租屋里，靠低保生活。今年7月，他又去医院做检查，医生割下一块“肉钉”进行检测，告诉他病情并没有恶化，随后又加了一句：“10年不喝这种水也不一定能好。”

中国青年报